在1958年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牛金所，声誉卓著的刘帅被指控为“教条主义”的代表，这一指责主要集中在他的军事教学体系以及军队训练方法上，认为过于依赖苏联模式，缺乏创新。然而，尽管刘帅是这一批评的主要对象，他却是个例外：主席特许他不必亲自到场作检讨，因为伯承同志年岁已高并且身体欠佳。然而，刘帅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克服病痛，亲自到北京参加会议。
刘帅能得到主席的特殊许可，确实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堪忧。他的一只眼睛失去视力，另外一只眼的眼压居高不下，此外还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行动不便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帅抵达北京后选择了直接入院，未去任何其他地方。在医院里，他享受着宝贵的安静时光，能够专心致志地进行自我反思和写检讨。刘帅在十大元帅当中有一位亲密的朋友，就是曾任三野统帅的陈老总。当得知刘帅刚到北京就住院时，陈老总感到非常担忧，迅速前往医院探望。
展开剩余73%走进病房时，陈老总看到刘帅费力地穿着眼镜，半卧在床上想着写检讨，神情显得相当疲惫。出于关心，陈老总提议道：“你何必如此辛苦？如果需要，可以让我来代笔，或者叫秘书来写。”然而，刘帅却坚定地表示：“主席虽然允许我缺席，但我思考后，还是想为大家树立个榜样，让萧克、李达他们也能有个交待。”陈老总听后，心中难免有些心疼，深知刘帅是在竭力保护自己的下属。陈老总心里清楚，刘帅“教条主义”的指控实则来源于无端的恶意，实在不应该让他承受如此重压。
刘帅的履历非同寻常牛金所，他曾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八路军129师的师长以及解放战争期间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历任要职，威望极高。他在军中的学生遍及各个角落，虽然此次受到指责，在检讨会上以病弱之姿站台，但台下却一片肃静，无人敢发言反对，也没有人敢施加压力，只有无数关切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会场内，一千多名与会者默默聆听刘帅的检讨，待他发言结束时，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在历次批判会上实属罕见。特别是在刘帅在怀仁堂完成检讨后，掌声久久不息，整整持续了半分钟。在建国后各种批判会上，这样的场景几乎没有过，充分显示了刘帅的人品和无上的威望。
尽管刘帅在检讨会上较为顺利地“脱险”，但作为一名受批判者，大家还是在私下对他保持一定距离，会上更是鲜有人替他说话。唯一勇于为他声辩的元帅，正是前文提到的陈老总。在刘帅检讨完后，陈老总主动站起，补充道：“刘帅的军事才能卓越，工作中积极主动。在战争年代，他是我军的杰出贡献者。虽然在南京创办军事学院后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问题，但这是有主客观原因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陈老总的评价让人颇感意外，因为在军委扩大会议前，主席和彭老总已经对刘帅提出过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陈老总还敢公正陈词，帮刘帅辩护，充分显示了他正直的性格和过人的气度。
十大元帅中，陈老总和刘帅关系最密切的原因，和解放战争期间两人密切合作密不可分。在1948年，中原野战军急需恢复实力，而那时华东地区的粟司令已经独立成军，可以与蒋军主力抗衡。从而，主席决定调陈老总到中原野战军，协助刘帅。虽然陈老总保留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但他主要精力都倾注于中原战役，与刘帅共同打击敌军，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在中原的日子里，陈老总无私奉献，和刘帅默契合作，充分利用华东的资源来帮助中原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他更是主动借调华东的五个纵队及数十万大军，共同消灭了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借助先进的美械武器和经过战斗考验的俘虏，极大地增强了中原的作战能力。陈老总和刘帅的默契合作，成为了解放战争中的一段佳话。建国后，陈老总即便在刘帅身处逆境时仍然为他挺身而出，表明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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