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指的是将人类作为祭品，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奉献给祖先和天神，期望得到神明的保佑和福祉的祭祀活动。最初的“牲”仅指祭祀所用的牛，后来逐渐被用来指代所有祭品中的动物或牲畜。被作为祭品的人通常是战俘、奴隶等，他们被当作“人牲”用于祭祀。与之类似的“人殉”则是指活人作为死者的陪葬品，被直接杀死或活埋在墓主身旁。人殉者与墓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常见的包括妻妾、主仆或君臣等泛策略，墓主人在冥界的需求决定了这些陪葬者是否同穴埋葬，或是单独安置。
中国的这种人牲和人殉的风俗，最早出现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此后，经过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到了商代，这一现象达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商代晚期，规模空前。尽管早商时期的考古发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但规模通常较小，多数是几人到十几人不等。例如，1955年在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者发现了几具成人和儿童的骨骼，且多次被分层埋葬在同一个坑中。还有一个墓中，分层埋葬了4具成人骨骼、4颗人头骨和一架猪骨。
然而，到了晚商时期，特别是武丁时期，祭祀用的人牲和人殉数量大幅度增加，规模也变得庞大。在洹水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商代王陵墓地，虽然墓室已被盗掘多次，出土的器物几乎被盗走，但人牲和人殉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1001号大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王级墓葬。墓中中心腰坑埋葬了1名殉人和一把玉戈，四角的每个坑中都安葬了一人、一只犬和一把铜戈。由于盗掘的破坏，只有部分遗骸得以保留。此外，墓室旁侧还发现了11具人骨，四个墓道的夯土中更是出土了大量的人牲、人殉骨骼，总计有225人。专家推测，如果没有盗掘，这些殉葬者的数量可能会更为庞大，达到三四百人之多，其中不乏未成年甚至幼儿。
展开剩余67%这些人牲和人殉的尸体，大多数是战俘或奴隶，他们被束缚双手，一队接着一队被强行驱赶至墓道，跪倒在墓坑前。刽子手站在后方，一声令下，随即用刀砍杀，鲜血四溅，肢体倒地。这些尸体没有得到任何处理，直接被埋入土中，随即又有新的祭品被送入泛策略，层层叠埋。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墓地被盗掘，但即使在墓葬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的人牲和人殉现象得以出土。
比如，1002号、1003号和1004号大墓中也发现了不同数量的人殉遗骸，其中包括人头骨、全身骨架等。1550号大墓的殉葬情况更为骇人，墓坑中填土层内发现了大量的骨骸，尤其是在祭祀坑里，出土了从全躯到无头、无肢的各种形态的骨骼。这些祭品很可能是为了迎合墓主在来世的需求，承担死后“侍奉”的角色。不同墓地的发掘，揭示了当时社会对死亡的神秘观念，以及人牲、陪葬所象征的权力和信仰。
在武官村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具有南北双墓道的大墓，里面不仅有成人的全躯骨架，还有儿童骨骼。特别是在墓道的两侧，还发现了与墓主直接相关的陪葬品，包括狗、猴、鹿等动物，以及随葬的青铜器和玉器。这些人殉者显然是死后为墓主服务的亲近随从，身份地位较高，他们的安葬方式与墓主有着明显的从属关系。
此外，大量的小墓也出土了人牲和人殉的遗骨。例如在商代后期的南方丙组基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具被斩首的成人尸体，这些尸体在墓地的祭祀坑中被分层安葬。通过这些发掘，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人牲祭祀的规模，还能感受到古人对于死后世界的敬畏与渴望。
从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商代的祭祀行为主要出现在武丁时期，祭用人数达到高峰，曾出现过一度达到500人的祭用记录。而随着周朝的崛起和社会观念的变革，商代末期的人祭和人殉现象开始逐渐减少，尤其是对于战俘的使用。这种变化或许与商代末期对战俘的管理方式变化，以及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有关系。
考古学者结合甲骨卜辞和锶同位素科技分析指出，商代的人牲大多来自外族俘虏，尤其是以羌人为主。而随着周朝的崛起，周人对商朝的影响逐渐加深，商王朝的祭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周人对于羌戎集团的遏制，商王朝逐渐减少了对羌人俘虏的使用，这也导致了人祭和人殉现象的逐步衰退。
综上所述，晚商时期的人祭和人殉现象展现了当时社会对死亡的深刻认知以及与宗教信仰的紧密联系。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这一传统逐渐淡化，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泛策略，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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